船政文化是人类在全球化进程中创造的文化。这一文化像海潮一样无法抗拒。对于被列强用大炮轰开国门的中国而言，透过血雨和火海，近代船政文化不太漫长的历史有着太多值得反复思考的历史教训。海岸线长达一万八千多公里的中国，早在明朝就已经把艨艟巨舰一次又一次开往对西方还是神秘莫测的印度洋和大西洋遥远的海域，却在清朝被迫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极为被动地开始草创近代船政，继而又在含辛茹苦经营出一度堪称亚洲之冠的船政文化之后接连以举世震惊的败绩，丧权辱国。在改革开放战略决策已经使中国一改旧貌的今日，笔者仍无法淡忘19世纪马江的怒吼和黄海的悲鸣，在肯定洋务派创办的船政事业曾经对中国的近代化产生过积极作用的同时，笔者深感有必要去深入探寻船政文化的内在精神，因为导致船政文化和中华民族兴衰的关键因素正在其中。
一、兴盛船政文化的三大精神
福建船政文化形成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坚船利炮的严重威胁之下，带有极大的被动性和滞后性。但是，在人类历史上有过无数后来者居上的先例，即使腐败如晚清也不乏一批曾经企图急起直追的朝野人士，从19世纪60年代直至90年代，福建船政也曾历经坎坷不屈不挠崛起于世界的东方。
福建船政局于1866年12月23日正式动工兴建，1868年下半年基本完工，就在这一年日本才开始进行明治维新。1867年1月6日，最初定名为“求是堂艺局”的福建船政学堂正式开学；而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到1869年7月，才在东京筑地设立海军训练所，命令各藩选派“海军志愿者”前去受训。1869年，日本从美国购入排水量为1358吨的铁甲舰“东”；同年6月10日，福建船政局自制的排水量达1370吨的“万年清”号轮船出海试航，11月在大沽通过验收；12月6日，福建船政局又有自制的第二号轮船“湄云”下水。在起步阶段，福建船政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均超过日本，可谓领亚洲船政之先。
在接连建造了19艘木胁轮船之后，1875年底，福建船政局开始兴建铁胁厂，1877年5月，第一艘铁胁兵船“威远”建成下水。此后，福建船政局开始成批生产铁胁船和750匹蒸汽机，生产水平达到新的高度。
19世纪80年代，虽然其间发生过1884年的马江之战，福建船政局仍进入鼎盛时期，不但能够同时制造多艘巡洋舰，而且让一批留学归来的学生独立负担军舰设计和监制的重任，成长为中国船政事业的中坚力量。
尽管福建船政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更伟大成就，尽管它留给后人的多半是悲伤和愤怒，然而它确实曾经凝聚了许许多多中国人的血汗乃至生命，它对中国迈向近代化毕竟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在19世纪后半期，中国所处的内忧外患日益严重的历史条件下，福建船政之所以还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兴盛于一时，并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积极的历史作用，是因为当年船政的缔造者们曾经具备务实精神、创新精神以及强烈的爱国精神。
（一）务实精神 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中，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从鸦片战争时期的道光皇帝，到高举“扶清灭洋”旗帜的义和团勇士，许多中国人时而自大轻敌，时而畏敌如虎，或盲目排外，或崇洋媚外，长期未能以正确的心态应对千年未有之变局。1840年10月，林则徐在上奏中提出可将广东海关关税的十分之一用以“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道光皇帝斥之为“一片胡言”。1842年7月，当镇江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之后，道光皇帝急忙发布上谕，命令川鄂粤当局赶造大船。然而，一旦硝烟散去，道光皇帝即对轮船失去兴趣，下令“毋庸雇觅夷匠制造，亦毋庸购买”⑴，并开始限制对西方武器的仿制和使用。到李鸿章主政时，清朝的顽固派仍然是“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⑵ 与此相反，在中国近代船政文化的创造者身上却明显可以看到务实精神。
福建船政局的创始人左宗棠早年就十分推崇的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力倡经世致用之学的有识之士。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当时还在湖南教书的左宗棠注视战局发展，考览往昔海防记载，写下了一系列“论战守机宜”的文章，其中除了有视野开阔的《料敌》、《定策》等篇章外，还有诸如《海屯》、《器械》等论及具体技术细节的篇章。在向清政府奏请允许创办福州船政局之前两年，1864年9月，左宗棠在杭州西湖上还试验了他请工匠仿制的小轮船。1866年7月14日，清政府正式批准创办福州船政局，此后左宗棠亲自带法国专家日意格到马尾地区择定厂址，并同他详细商谈关于设厂、购器、雇匠、驾驶、经费等一系列具体问题。接着，左宗棠还派员带日意格去上海，让法国驻上海领事对日意格承担各事画押具保。当朝廷下令调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后，左宗棠奏请朝廷任命“虑事详审精密”的沈葆桢总理船政。1884年秋天，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的左宗棠重返阔别了18年的福州，在实地考察了福建船政局和长门、金牌等炮台之后，1885年3月，他再次上奏请求“拓增船炮大厂以图久远”，此时距他在福州任所去世仅半年。虽然他直接领导福建船政局的时间很短，但是，由于他以务实精神为本的长期努力和推动，福建船政局因而能够较早开办并且一度能在中国乃至亚洲的船政发展史上独占鳌头。在他去世之后，中国船政文化的重心才逐渐转移到北洋。
除了左宗棠之外，当时许多直接推动过船政事业的人也都具有程度不尽相同的务实精神：京师枢臣恭亲王奕、文祥，封疆大吏曾国藩、李鸿章，从１８６６年到１８７５年总理船政近10年的第一任船政大臣沈葆桢，领导船政局从生产木质船转而生产铁胁船的船政大臣吴赞诚，为维持船政局兴旺局面而殚精竭虑的福建按察使裴荫森，清朝驻英公使郭嵩焘，在德国严格勘验进口铁甲舰的钦差大臣许景澄，等等。在船政事业蒸蒸日上之际，船政学生和造船工人大多数也都能脚踏实地认真学习并逐渐掌握制造和驾驶舰船的科技知识。正是由于有一大批近代中国人踏实的努力，近代中国才曾经有那么多龙旗飘扬的新舰船驶向大海。
（二）创新精神 在闭关锁国多年的中国，办洋务、兴船政本身就是一大创举。尽管在当时保守落后的大环境中创新难免受到许多主观和客观的限制，在船政文化中，创新精神还是时常闪现。例如：
左宗棠早在向朝廷奏请设厂造船的奏折中就不仅提到了反侵略的军用目的，而且很有创意地同时提出了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民用目的：“新造轮船运漕，而以雇沙船之价给之，漕务毕则受听商雇，薄取其值”。⑶ 后来他在书牍中把造船的目的说得更为简洁：“以防外侮，以利民用”。⑷ 他还把建立造船厂视为兴办其他工业的基础：“轮车机器，造铁机器，皆从造船机器生出。如能造船，则由此推广制作，无所不可。”⑸ 正是由于当时许多洋务派官员先后都有了这种新思路，中国近代船政文化才会在一向重农轻商的中国开风气之先，为中国近代化工业奠定基础。
1875年夏，福建船政局准备制造的第17号150马力的轮船由于制造船胁的暹罗弯木尚未运抵而难于开工，船政学堂的学生于是拿出自己绘制的设计图禀请试造。沈葆桢积极支持青年人放手试造，并称之为“中华发轫之始”。1876年6月10日，这艘被命名为“艺新”的新船首次试航，福州船政局自行设计的第一艘船舶由此诞生。鼓励创新的环境加快了船政人才的成长。1883年1月，由参与制造过“艺新”号的学生吴德章等人按照国外最新技术建造、排水量达到2200吨的“开济”号巡洋舰顺利下水，其出色的质量受到一致赞扬。
1885年7月，裴荫森与左宗棠等人联名向朝廷提出“试造新式兵船疏”，奏请按照德国最新创制的钢甲舰制造新的军舰。当时虽有李鸿章等人的竭力反对，对中法马江之战记忆犹新的慈禧太后还是亲笔批准了这一奏折。1888年1月，在裴荫森主持下建造的“龙威”号国产装甲巡洋舰下水，此舰在舰种样式、制造水平、工艺标准等方面与以往相比有了很大进步，外国专家上舰参观后也称赞不已。
尤其可贵的是，在船政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一批人通过自己积极的观察和思考，产生了超越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新的思想认识，他们的思想将对后起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乃至未来的共产党人产生深刻的影响，并将因此而增加中国近代船政文化精神的内涵和价值，提升中国近代船政文化的历史地位。例如：
曾经在天津跟随李鸿章从事洋务运动的马建忠原先认为，欧洲各国之所以富强，只是因为“制造之精，兵纪之严”，1877年2月他作为福建船政局30名留学生的随员前往法国，同年11月进入法国政治学院，两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毕业之前的1878年，他已经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写道：“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行得民心为要。”“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⑹
李鸿章的另一个精通洋务的助手薛福成1890年作为公使被派往英国、法国。1893年6月14日，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在欧洲的观感：通民气、保民生、牖民衷、养民耻、阜民财这五大要素是西方富强的根本原因，“有此五端，知西国所以坐富强者，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谈西法者，仅曰精制造、理军火、广船械，抑末也。”⑺
影响最为广大的当数福建船政学堂的最著名的首届学生严复。1880年，李鸿章将严复从福建船政学堂调往天津水师学堂。在天津的20年时间里，严复通过大量的著述和翻译，成为传播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和资本主义新文化最有成就的一代大师。他对《天演论》、《原富》、《法意》、《穆勒名学》等西方名著的翻译和阐发在中国思想史和翻译史上都极具开创性.他将进化论、唯物论的经验论、天赋人权论以及西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哲学、自然科学和政治理论比较系统地引进中国，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开创了新纪元，为近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幅度地打开了眼界，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从鲁迅到毛泽东都无不由此深受启发。毛泽东在总结中国民主革命经验时，曾将严复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视其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⑻ 尽管后来严复的思想发生了严重的倒退，严复那闪耀着创新精神的思想文化贡献并没有因此而黯然失色。
（三）爱国精神 船政文化为救亡而生，为图存而长，爱国精神从一开始就在船政文化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左宗棠自鸦片战争以来论及造船，无一不是以反抗外国侵略为其出发点。创立于太平天国失败之后的福建船政局主要是制造用于海防的兵轮军舰，其反侵略的目标尤其明确，正如左宗棠在1866年10月所说：“试造轮船以靖海患”。⑼ 在建厂造船过程中，左宗棠等人还十分注意维护国家主权。1869年7月，左宗棠在一封信中写道：“其最要则中国人自造自驾，不致受彼族挟制。”⑽ 同年9月，在“万年清”号试航时，总监工达士博要求用洋人引港，在遭到拒绝后，他竟然聚众怠工，沈葆桢为了“杜其荐用洋人驾驶之渐”，坚持严正拒绝的态度，挫败了外国人干涉中国船政的企图。此后，法国驻福州副领事巴士栋等外国人曾经多次以各种方式企图干涉中国船政，都被沈葆桢等人的坚决抵制而未能得逞。
左宗棠和沈葆桢在临终的卧榻上犹自心系船政大业，吴德章等船政学堂培养的技术骨干为造新船而冥思苦想，严复在天津自办的《国闻报》上抨击帝国主义和官僚，无一不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
在战场上，中国近代海军败绩累累，但是，最惨痛的失败也掩盖不了烈士们不朽的爱国精神。以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的“致远”号管带邓世昌、“经远”号管带林永升为杰出代表的近代中国海军将士，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写下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悲壮的爱国诗篇。爱国精神在船政文化中迸发出耀眼的光芒！后人应当永远记住邓世昌在“致远”号尽全力冲向敌舰之际从指挥台上发出的最后呐喊：“我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不过就是一死，用不着纷纷乱乱！我辈虽死，而海军声威不致坠落，这就是报国呀!”⑾
二、导致船政文化衰败的精神痼疾
甲午战争之后，官办造船企业日益萧条，各地船政学堂七零八落。1898年出国留学的六名学生因留学经费短缺，而被迫提前４年撤回国内。1907年夏，陆军部上奏朝廷之后，开办了４１年的福建船政局被停办。
回顾船政文化的兴衰史，笔者反复沉思：为什么当初经济实力并不亚于日本而且也曾具有务实精神、创新精神和爱国精神的近代中国，无法继续推进曾经兴盛一时的船政文化？为什么中国当年竟然会惨败于那个起步并不比中国早的日本？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深受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毒害而患有痼疾。对于近代中国而言，这种精神痼疾直接造成了中国人近代意识发育的迟缓和滞后；对于船政文化而言，这种精神痼疾使得当时船政的领导者根本不可能具备世界性的宏大胸襟和敏锐目光，不可能为中国近代海军制定出顺应世界历史潮流的正确战略。
务实精神、创新意识、爱国精神都是人类必须代代相传并发扬光大的伟大精神，但是由于封建专制主义所造成的精神痼疾，那些曾经具有务实、创新及爱国精神的福建船政的缔造者们面对汹涌而来的世界潮流，日夜操劳的却不外乎造船买船或者检阅海军演习，他们认识不到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当时最需要务的实、最重要的创新、最应当采取的爱国行动就是尽快改革早已腐朽不堪的政治经济制度！因此，他们的务实、创新和爱国精神最终仅能够让船政兴盛一时，却未能让船政避免全面衰败的厄运。
1874年，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地位仅次于恭亲王的洋务派中央首脑文祥通过观察日本侵略台湾一事预言日本将成为中国的“永远大患”，他正确地指出：“我若不亟谋自强，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是，与此同时，他却错误地估计了明治维新可能给日本带来的变化，他在奏折中写道：“尤可虑者,彼国近年改变旧制，大失人心，叛藩乱民一旦崩溃，则我沿海各口岌岌堪虞。”⑿ 对于一个思想早已被封建观念禁锢的清朝高官来说，如果要求他正确判断出6年前发生的明治维新运动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并由此制定出符合时代主题的应对措施，那是有点过分。然而，正是由于清朝的决策者，迟迟未能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之际，放眼世界，审时度势，以必要的重大改革亟谋自强，结果致使近代中国饱受列强的宰割。
如果能正确判断明治维新的性质和重大意义，就可以看出，在19世纪60年代中日两国近代造船工业的起步阶段，尽管中国曾经在发展速度和规模方面领先于日本；但是，由于日本在1868年成功地进行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日本在起步之初，已经拥有比中国高出一个时代的出发点。成长于近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新体制中的日本海军，即使在硬件方面暂时不如清朝的北洋海军，它也完全有可能靠优异的综合实力，获得胜利。后来，甲午战争证明了这一点。当时日本取得的不仅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胜利，也是一个新的时代对旧时代的胜利。
中国的身躯虽然已经被列强蛮不讲理地推入近代世界，可是它的脑袋还依依不舍地留在古代世界；中国人的肉体已经被资本主义宰割，中国人的精神却还被囚禁在封建主义的牢笼里——这就是福建船政所处的人文背景。
精神痼疾同样影响了福建船政学堂的教学工作。在日本已经完成明治维新许多年之后，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还要一面学习近代科学知识，一面被灌输毫无生气的旧道德旧思想。沈葆桢有一套颇有代表性的教育思想，他说：“每日常课外，令读《圣谕广训》、《孝经》，兼习策论，以明义理……今日之事，以中国之心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⒀ 作为主管船政的重要官员沈葆桢对船政文化贡献不小，但是，他的教育思想未免陈腐。在这方面，身为驻英公使的郭嵩焘的见识就比他胜出一筹。对八股制艺之道深恶痛绝的郭嵩焘认为，西学教育不能只有技术文化教育，还应当包括对塑造“人心”有重要作用的社会科学教育。可惜郭嵩焘的思想根本不见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他写的《使西纪程》一书仅因肯定了西方社会的一些长处就遭到包括不少洋务派人士在内的封建官僚的围攻。
腐朽的清朝政府直到1898年还在顽固地拒绝变法，连主张君主立宪的维新派人士也要被它屠杀。处于晚清黑暗社会环境里，许多中国人的精神长期萎靡不振。一些日本人也看出了这一点。甲午战争前夕，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就在报告书中写道：“根据鄙见，我日本人多数对于中国过于重视，徒然在兵器、军舰、财力、兵数等之统计比较上断定胜败，而不知在精神上早巳制其全胜矣。”⒁
20世纪初，当日本海军用中国巨额的战争赔款急速扩张实力，开始与欧美列强逐鹿大洋之际，中国却开始向日本订购浅水小炮舰。从各种性能参数来看，早在许多年以前，福建船政局就已经能够制造这类军舰；然而，清朝政府宁愿连续花费巨资向日本订购——从1903年到1909年就购买了14艘。此时，一点像样的船政精神也看不到了。
三、船政文化精神考察给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启示
文化是一种精神性的力量，是一种会对政治、经济、军事等物质力量产生巨大影响的无形力量。文化所蕴含的内在精神将决定该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并将决定该文化自身的兴衰。福建船政的历史表明，当这种文化中所蕴含的务实精神、创新精神和爱国精神发挥主导作用的时候，船政就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兴盛起来，给黑暗的近代中国带来一线曙光；而当中国人所患的精神痼疾阻碍了务实、创新和爱国精神进一步发挥作用的时候，保守、僵化、萎靡的精神就将取而代之，船政就难免与祖国一同衰败。
美国人类文化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说：文化是由人编织的“意义之网”，“是从历史上留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借此人们交流、保持和发展对生命的知识和态度”⒂。通过对船政文化的精神考察，我们可以从前人编织的船政文化之网上找到值得传承相袭的精神遗产和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可以为当代先进文化的建设找到富有建设性的启示。限于篇幅，以下仅从诸多启示中撷取最重要的两方面略加阐述：
（一）清除封建余毒，根治精神痼疾，大力弘扬现代人文精神。早在十九世纪，洋务派中的有识之士、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在详细考察欧洲各国之后就得出一个结论：政教人心是立国之本，商贾制器是末枝。后来船政文化的历史也证明，在改变中国的政教人心之前，所有进口的先进武器都无法改变中国悲惨的国运。我们应当牢记历史的教训，首先从关键之处着手建设先进文化。
曾经在江南水师学堂管轮班读过书的鲁迅先生很早就开始关注中国的国民性问题，他曾经对中国人的精神痼疾痛加针砭,他指出：“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⒃ 他把疗治这种长期形成并且普遍存在的“精神硬化”，视为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真正开端。他找到了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起点。然而，要在具有数千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中国，真正建立起先进的现代文化，必须克服重重困难，尤其是必须设法彻底清除已经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积淀的封建意识形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多年之后，中国大地上仍然会爆发封建专制主义还魂肆虐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事实足以说明在中国建立先进文化的难度。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已经发展二十多年的今日，客观地看一看中国社会的现状，我们不难发现在政治生活、经济体制及民众意识等许多方面，封建余毒远未肃清，改革的深化还面临很多阻力。
例如，打开电视，令当代观众目不暇接的经常是五花八门的古装剧：各朝各代的封建皇帝在荧屏上轮番叱咤风云，各朝各代的大臣小民在荧屏上竞相跪拜磕头。当然，文艺家完全有权利采用任何历史题材进行艺术创作，但是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影视作品的制作者缺乏现代人文精神、不具备正确的历史观。在他们的笔下，封建社会经常是充满欢歌笑语的，专制君主不是和蔼可亲便是威风凛凛，而山呼万岁的场面则气势磅礴。从秦始皇到慈禧，从李鸿章到袁世凯，一个个被美化、被炫耀。当亿万观众从没有文字狱血腥的长篇电视剧《康熙帝国》，看到堪称反腐败模范的长篇电视剧《雍正王朝》；从风靡华语世界的热爱皇帝的《还珠格格》，看到以空前隆重的方式在全中国公映的愿为皇帝去死的《英雄》，人们得到了廉价的娱乐，也得到了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暴君的良好印象。于是，在现实生活里，时有所见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幽灵，也就不再显得那么丑陋，那么令人憎恨。这种文化熏陶，看来似乎无关紧要，其实对于先进文化的建设大为不利。
为了建设当代先进文化，我们必须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方式大力弘扬现代人文精神，要努力让当代中国社会充满对科学和民主的热爱，充满对封建专制主义遗风的强烈厌恶，要让当代中国人树立自强自立的人格和发达的理性精神。只有彻底改造好中国国民的精神，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新制度才有可能稳固确立，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才可能从中华儿女的内心深处真正建立起来。
（二）以开放的文化心态面对全球化时代，在国际文化冲突中发扬务实、创新和爱国精神,积极建设中国的先进文化。对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一向是挑战多于机遇的。19世纪的全球化曾经让中国出现了近代船政，却又不等中国人治好精神痼疾，便在马江和黄海残酷地摧毁了中国近代海军。如今21世纪的全球化将把更多的机遇和更大的挑战推到中国面前，中国人只有尽快治好自己的精神痼疾，以开放的文化心态去面对全球化时代，密切注视世界局势和时代主题的变化，并及时制定有效的应对措施，才能够在全球化巨浪一浪高过一浪的新世纪破浪前进。
在新的时代，随着西方的消费文化向全球的蔓延和渗透，西方的文化霸权正以强大的优势攻占世界各国的文化领域，人类文化多元化和民族化的局面正遭受严重冲击，文化弱势国家面临着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被抹杀、民族文化身份被消解的危险。有鉴于此，深感不安的世界各民族国家纷纷行动起来，以各自的方式捍卫自己的文化，竭力抵挡西方的文化入侵。因此，国际文化冲突必将日益激烈。
全球化在当代的一大悖论是，在全球物质文化日益趋向同质化的同时，全球精神文化的异质化趋向正在被强化：一方面，弗里德里克？杰姆逊所说的“高速公路两旁的快餐店风景”正在遍布全世界，“世界的麦当劳化”日益严重，国际互联网自90年代以来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东亚国家的“亚洲化”，穆斯林世界的“重新伊斯兰化”，俄罗斯的东正教本土化，如火如荼。文化向心力和文化离心力将不断在世界上刮起龙卷风。
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国际较量也并未消歇。尽管安东尼？吉登斯宣扬对左与右的超越，而福山已向人类宣称意识形态之争已随冷战终结；塞缪尔.亨廷顿却有更深刻的见解：“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⒄ 作为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东方大国，中国还将继续由于意识形态原因而面临种种压力，并将不断地为此而斗争。
塞缪尔.亨廷顿说：“全球化导致的不是统一而是分裂和混乱。”世界各地爆发的各种冲突也表明分裂和混乱在所难免。对比近代中国人所面临的“千年未有之变局”，当代中国人所面临的局势更加充满变数。站在风起云涌的21世纪，中国人应谨记19世纪惨痛的历史教训：全球化浪潮不允许因循守旧，也不允许半推半就，消极开放照样落后，奋勇进取才有生路！全球化要求各国放弃唯我独尊的国家中心主义，以全球性的战略眼光去看问题，在经济上遵循世界经济的共同规范，在政治上加强国际合作，在文化上消除排外主义，具备开放性和兼容性。在世界近代史上中日两国正是由于对西方文明所采取的文化态度大不相同，其结果才有天渊之别。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日两国都加快了摄取西方先进文化的脚步，但是日本在这一至关重要的行动中所具有的主动性和开放性显然是中国所缺乏的。
当沈葆桢等人还在坚信“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之际，日本学者箕作麟祥援引孟德斯鸠《法的精神》中关于人民自由气质的论述，指出：“亚洲之弱，其民动辄为他人之隶属；欧罗巴之强，其民每得自由”。⒅ 他认为要想成为真正的文明国度，就必须先正风气。明治政府的当权者也持有类似的看法，大隈重信等人提出：改变日本传统的陋习，向西方文化看齐。为了表示对西方文明发自内心的尊崇，天皇和皇后都采用洋服作御服，官方规定：政府官员和民间人士谒见天皇都必须穿西服。正是本着这样一种正视自身弱点、积极取长补短的文化态度，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殖产兴业”的过程中虽然也是将军事工业作为重点，但却能够同时开始大力扶持民间私人资本企业的发展。因此，就在中国的洋务派还在满足于摄取西方“器物”文明、反对于军事技术领域之外向西方学习的时候，明治政府已经引进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和一系列“西政”。例如,早在1869年，日本政府便成立了“通商会社”和“外汇会社”，由此开始实习西方股份公司制和近代金融制度；1885年，日本就确立了在政治近代化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内阁制。
中国是东亚文化圈内的中心文明，比属于边缘文明的日本拥有更为发达的封建文化体系和更为沉重的封建文化传统。因此，在与西方强势的异质文化冲撞的时候，文化冲突必然会更为剧烈，中国人所受到的文化震撼，必然需要幅度更大的心理调适，才能够转化为文化创新的动力。如果因为心态闭锁、思想僵化，而缺乏心理调适的能力，那么巨大的文化震撼转化为文化创新的动力这一过程，就必然会特别漫长和痛苦。中国近代船政文化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整个近代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保守消极的文化心态长期压抑着文化创新的冲动，务实、创新、爱国三大精神所创造的成绩因而不断被抵消，近代中国船政文化的衰败因而不可避免。近代中国在中外军事冲突中惨遭失败之前，实际上在近代国际文化冲突中已经败北。
当代中国人要创造能够在国际文化冲突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就必须具有比近代中国人更开放的文化心态，就必须在文化建设中更彻底地坚持务实、创新、爱国三大精神。务实，就能够客观地看待本民族文化与外国文化的长处与缺点，大胆地取长补短，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创新，才能够为古老悠久的中国文化注入新活力，只有创造出充满朝气的先进文化才能够“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⒆。对民族文化的最有效保护，就是要与时俱进地发展它；对民族文化最出色的继承，就是要不断地进行文化创新。爱国，才会对面临全球文化同质化趋势严峻挑战的祖国文明抱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才会以赤子之心致力于创造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先进文化。
船政文化在19世纪中华民族深陷危难之际尚且能够历经坎坷兴盛于一时，在努力根治精神痼疾、文化心态更为恢宏大度的中国当代人民手里，中国先进文化一定能够光耀世界。
（作者：福建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