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尾的中国第一批近代海军军官的训练和和调遣
（1866--1875）
庞百腾 （德拉威大学）
在1880年天津机器局建立之前，马尾的福州船政和船政学堂是中国唯一的一所训练现代海军军官的机构。1866年左宗棠建立福州船政时，他经深思熟悉，否定了从国外购买海军装备的选择。实际上，他想通过建立海军，使中国人学会建设海军和管理海军[1]。在他与两个法国海军军官德克碑和日意格签定的“总协议书”上，写道：
“另外，需建立一所学样教授学生法语，使学生能掌握海军建设的科学，教授学生英语，使他们能掌握船舶驾驶的科学。只有在我们能建造和操纵自己的船舶时，才能说这种教学指导是成功的”[2]
这个目标要在五年完成。从轮机厂于1869年12月动工开始算起，至1874年12月合同终止。
左宗棠建立船政衙门后不久，被朝廷派到西北镇压穆斯林叛乱。沈葆桢接替了他的位置。沈葆桢从1867年7月到1875年11月担任大臣一职，历时八年四个月。沈在任职期间很好地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了与欧洲人所签合同的要求。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研究海军教学目标如何完成及日意格与沈葆桢如何对新组建的中国第一代海军战团的军官进行训练的基本情况。
一、对马尾制造的战船的使用
沈葆桢与左宗棠一样，把中国科学技术的独立自主放到优先考虑的位置。认为建立海军的“根本”在于船政学堂。他希望学堂能培养出将来能为朝廷服务的人才[3]。他曾写过这么一首诗：
以一篑为始基，自古天下无难事；
致九泽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4]。
1867年7月21日，在他任职仅三天后，他派人考核了这些学生们，要求学生们写一篇“一个人必须学会变得才智”为题的文章。测试不合格的学生就被遣送回家[5]。
根据与欧洲人的协议，15艘船建成了。2艘在1869年下水，另外2艘分别在1870年，1871年下水，4艘在1872年下水，3艘在1873年下水，2艘在1874年下水。当这些船只投入使用时，出现在两方面的问题：谁来当船长，这些船该如何组织，才能使它们有整体的战斗力。沈认为，这些船应该由精通现代海军作战的军官来指挥，但这在一开始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些船下水时，还没有一个船政学堂的学生有能力担任船长。早些时候，左宗棠曾参加过这个问题的讲座提出使用旧水师或经常活动于通商口岸的一些人。这些人虽然缺乏正式的训练，但具备有蒸汽船驾驶的经验。在为船政制造的船只服务之前，可以让他们先在属于福建省的小蒸汽船上工作一段时间，以获得一些经验。沈接受了这个建议。第一艘马尾制造的船只，150马力的‘万年青’号的船长是贝锦。贝锦泉是左宗棠在1866年后被征募当过一艘小的省级船‘花福宝’号的船长。他的船员也是为能服务于由马毛制造的船只上而征募的。作为传统水师的一个军官，他原先是指挥浙江镇压海盗的船只。与此相似，吴世忠被任命为第二艘船、80马力的‘湄云’号的船长。吴是从40马力的‘长盛’号船上调过来的。‘长盛’号船是1865年买来用作沿海巡逻的一艘福建的蒸汽船[6]。
到1873年中期，其他八位船长已被任命。贝尚泉和郑豫两位的情况，与刚才描述的两位船长相似[7]。第三位船长，沈顺发，起先在一艘福建蒸汔船上当大副，然后在‘成年青’号船上当大副，后来接替了贝锦泉的船长职务。贝高到一艘新造的250马力的快速战舰‘扬武’号船上。剩下的五位----吕文济和陈轮华，曾在外国船上任职，据《北华捷报》报道，前者在镇压海盗和稻米运输方面十分突出，“很有能力”，并且“因为长期服务子香港海域而在欧洲人中很为有名”[9]。后者据说非常熟悉中国的沿海水域[10]。关于另外三个船长我们则不知道任何背景。
在十个船长中，只有两个是确实来自于旧水师，有两个人可能背景相似，两个是从通商口岸招募来的。另外四个的来历不了解。除了一人以外这向导个人据说都是值得称赞的船长例如。吕文济被台湾的英国领事威廉乔治称为“有名且受尊敬的船长”[11]。80马力的‘福星’号船长扬永年，我们对他的过去了解甚少，他因为曾帮助一艘遇难的英国船而受到英国人的热情称赞[12]。水平有问题的船长是罗长治。他在1974年9月的台风中，他的150马力的‘大雅’号船被沉没和船上的十个人丧生。他因而也就被免职。之后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13]。
吕文济，也曾在同一次风暴中损坏了他的船，从而丢了职务。但不久因为他在1874—75年间的日军侵台战役中的出色表现而被复职[14]。其他这几位早期的船长，也因为在台湾危机中完成了他们的任务，而在他们的海军生涯中得到稳步的发展[15]。
虽然这些人在短期的海上实践中任务完成得较好，并且在小一些的省级蒸汽船上的试用期为他们指挥大船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因缺省海上的作战经验，他们有自身的局限性。据J.G敦观察,他们”在晴朗天气里是靠熟悉海岸来行船,而不是通过对太阳的观察来判断方向”[16]。
沈从未打算简单地把由马尾制造的现代舰船交给这些没有受过正规或理论培训的人。因此，当他任命这些船长后，还要对他们和他们的船员进行附加的训练。然而由于保尔.德艾贝尔这个负责海军训练的人于1870年离开马尾后，他的第一个尝试不得不中止。同时，他砍在当地和台湾与大陆的港口之间通过镇压海盗，营救遇难水手、考核应试的海军军官司的候被者或官员等活动能使这些海军军官获得更多的经验[17]。与此同时，他迫切地等待着船政学堂的学生学成接位[18]。
海军军官的训练是在船政学堂的驾驶班进行的，共有三年半的课程。第一个班级30名学生中有23名在1871年完成了他们的课程。据说他们学习掌握了算学中分数]比便的百分比，二阶二次方程式，并了解了代数方面的比率、比便和级数的一些知识。他们对世界地理只有一些基础的了解，但他们还是能计算出航船的位置，运用指南针和精密记时计以及他们所获星的几何学、三解学和航海天文学知识。在英国皇家海军训练船‘拉美泰纳脱.斯文逊’的船长的考核下，学生们令人地完成了考试。23人中的20位通过参加船政学堂安排的航海实习[19]。到1872年初为止，有20位学生参加了赴牛庄、上海、烟台、天津的巡航[20]。
第二次航程更远的更有抱负的航海又开始了。这是一次为期75天到新加坡和槟榔屿的航行。去的时候由英国皇家海军船长R.E.杰西负责，回来的航行由学生负责。当他们从东南亚航行返回时，两位学生章独负责操纵船只，另外2位学生被子指派去帮助他们。所有学生的表现和他们的航海日志都受到密切检查。他们个人的能力都被记录下来以便今后的职务任命。根据这一评价，1873年8月日意格推荐头两个学生任船长，并称另外两个学生“也有能力在海上指挥”。在沈亲自上训练船观看在学生们指挥下地演练后[21]，吕翰和张成被任命一个相似的职务[22]。
按照同样的训练方法，1873年后期，又有四位第一班的学生成长起来，又是在日意格的推荐下，沈在1874年委任了他们。叶富成为一个省级蒸汽船的船长代替了张成，张成被提升为80马力的‘靖远’号船的船长张成因此成为第一个驾驶由马尾制造的船只的马尾比业生。大约在同时，第二个海军生，林国祥，被任命为一艘新的150马力‘宝航’号船（S.S.14号）[23]的船长。他是第一个指挥这种等级船的福州毕业生。另外两个海军生，邓世昌和李和，在这方面我们没有获得任何史料，很可能，他们也被任命为大副。
九位第二班的学生于1873年9月完成了在船政学堂的航海实习的课程。1874年初，与欧洲人的合同结束时，还有15位第三班的学生还未完成学业。总之，在船政学堂头两个航海驾驶班中，大约有29名学生毕业并被评价为适合在蒸汽船上担任指挥军官。
1874—75年间，许多福州毕业生取得很大进步。例如，吕翰，从服务于一艘小的福建船到1874年中期成为80马力的‘振威’船的船长。第二军他在‘扬武’号船上接受继续训练，并航行到日本和其他一些寺主，然后可能在1876年接管了150马力的‘飞云号’。紧随其后的黎家本，他他别在小型省级蒸汽船和‘振威’船当大副一年后，在1875年接替吕翰成为‘振威’号的船长[24]。然后，在1874年末或1875年末最终成为由马尾制造的船只‘振威’号的船长。同时，叶富从服务于一艘小型蒸汽船到接替张成成为‘靖远’号的船长。张随后发生了什么我们不清楚，1879年，可能在他二十几岁时，成为小型护卫舰‘扬武’号的船长[26]。
有人认为沈在选择船长方面，偏爱选拔老水师中的人担任更新更大的由福州建造的船的船长职务，即便是福州毕业生完全合格，也还是这样。他不愿意接受日意格对年轻人的推荐[27]。然而，前面的分析却说明了相反的观点。最早的船长（他们中并非全由旧水师中选择）是在船政学堂学生还未完成培训前任命的。学学生们训练合格以后，即完全遵循日意格的推荐。虽然大多数的学生最初都安排在较旧较小的船上，但沈强调过这只是给他们以试用的机。一旦他们的能力被子证实，就被高到更大的由马尾制造的船上[28]。他们中的所有人都在一年中得到提升。
沈可能有错的地方是在任命这些无经验的年轻人上有一些犹豫。这些人大约在20到26岁之间，西方海军不可能这么早让他们担任如此责任重大的职务[29]。沈也意识到这些问题，但他没有耐性等待这些人慢慢成熟。他也考虑到这些人虽然没有经验，但比起老船长来说，曾受过更好的训练。他坚持认为“中朝人才必须来自（船政）学堂”[30]。他希望他们在小船上的试用服役能使他们在以后将担负重要责任。虽然如此，在他们学成之前，船已下水，除了一艘船以外所有的船都由来自旧水师或来往于通商港口的人来驾驶的。即便如此，在1875年沈离任前，6位马尾毕业生已经成为船政建造的船只的船长，另外一位虽仍是一艘小型福建船的船长，也将很快获得相似的职位[32]。
另外一些也可以证明沈支持年轻的、新成长起来的学生。光付给他们与老船长即来自水师或通商口岸有经验的人一样的工资。他们的工资很高，150马力船的船长工资为200两白银。80马力船的船长工资为160两白银[33]。沈也象左宗棠在船政衙门建立时所许诺的那样，实行高薪，许诺说，地些在新技能上十分精通的人将获得与欧洲同事同样的报酬。
在沈任职最后几年的两项措施直接影响到作为船长的福州学生的训练和调遣。首先，到1872年初止，或许在这之前，沈认识到要达到科技独立自主的下一步必须让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到欧洲去进一步学习。他还考虑到在1874年要在马尾船厂建造装有康邦主机的铁胁木壳混构船，甚至在马尾完成铁甲舰，于是福州毕业生在国内外接受足够的训练来建造和管理这些结构复杂的船只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了[34]。在此，我们只谈谈他想在欧洲训练海军军官的计划。
在与总理衙门进行广泛讨论后，左宗棠、李鸿章和日意格在1874年初制定了一个计划[35]。值得一提的是，沈特别关注海军战事学应成为课程的一部分[36]。然而，因为日本入侵台湾，并且船政的经济陷入困难，这个计划不得不被束之高阁。于是，沈采取了两个短期的解决办法，趁日意格将回欧洲购买铁木合构船的硬件机会，沈派了5位学生，包括2位船政学堂航海班的毕业生，和他一起随行。他们在法国和英国考察了海军造船厂和战舰。其中三人，半年后与日意格一起回来。另外两人呆的时间更长些。这二个解决办法是运用小型护卫舰“扬武”号来训练上述的头两个班的学生。训练内容广泛，分成六个阶段，包括航海学、枪炮学及Sail-manship等。
第二个影响福州学生就任船长的是造船计划项目的被压缩。越来越多的学生训练合格，然而新造的船只减少，无法安排他们的工作。同时那些原来来自旧水师和通商口岸的船长的职位已确定也不好免职。要提升福州毕业生变得越来越难。沈不得不考虑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他的解决办法不在我们这篇论文考虑范围之内。
二、舰队的组织和训练
随着蒸汽船数目的增加，就产生了如何组织舰队的问题。曾国藩，作为江南制造总局的现代轮船建设的先锋，在1870年8月首先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建议江南和马尾制造的船只必须在统一指挥下作为一支海军舰队进行训练。朝廷同意了，并命令沈和闽浙省的英桂总督为福州制造的船选拔一个指挥。
沈毫不迟疑地支持曾的主张，但又尖锐地指出海军部队将为新的指挥官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旧水师是由背景相似的人组成的。而新的海军人员，由于更精细的职责分工，是由不同社会阶层和地域的人们所组成。因此在行动上的纪律性和组织性很难保持。宋波水手会听从来自香港在福州受训的军官的命令吗？还有一个问题，船只停泊在不同的港口，因此训练就必须单独进行，这就形成各地区不同的特点和风格。在只有一个指挥官的情况下，阶段性的海军训练是绝对必要的。在沈的眼中，指挥官司的角色是如此重要，因此他首先反对作任用地方军官，因为地方军官不可能花很多时间在海上。另一方面，这个指挥官人选的级别必须很高才能获得威信，同时他还必须熟悉海上事务。因此已经给新的指挥官的功能下了这么一个定义，沈没有提名任何人。于是朝廷任命李承谋担任福建水师的总指挥。
很可能沈没有作任何推荐是因为他没有发现任何合适的人选。他不可能对北京的选择十分满意。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职务不是全职的，这不是沈所希望的。李确实有所要求的高级别。由于他的职位，他已经视察了福建沿海的巡逻蒸汽船，这些船与船政学堂毕业生临时服务的船一样。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服役于现代海军的真正的指挥官。过了一段时间后，当寻找李的继任时，沈强调说指挥官必须熟悉现代海军事务[40]。然而在那时个，他不得不对李表示满意。
为了创造最好的形势，沈制定规则，确保总指挥官与海军部队的组成密切相关。当然，指挥官将掌管所有马尾制造的船。但自从这些船有相当的可能要驻扎在许多省份时，就需要在各个省有两只、三只或四只船的分指挥。虽然省政府可以管这些分指挥，但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总指挥那儿[41]。
所有的船一年两次集合起来总练习一次。春季的集中是直接由总指挥来作指导的，而秋季的学习时有海军总督和闽浙的高级官员来视察。其他时候，为了熟悉在中国沿海岸水域的不同地区的海军军官和海员，指挥官可以把所属舰只有规律地从一个站调到另一个站。为了给这些变动以新的意义，采用了一个国家级的海军旗帜，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全国性的标志。
常规的训练由船长的军官负责。每十天船长要指挥所有船员操练一次。海军副官负责每天的操练，主要目标是改善船员之间的协同工作。
由于各种不同的利益需要满足，这个规则有许多方面没有被执行。福建、浙江和其他地方的高级军官被子授与太多的权力，仅仅是因为他们有财源来维持这些船只。因此，总指挥只有很少的权力。虽然有这些规则，他却不能任意调动舰只来使船长和船员适应不同的环境。他也不能决定舰只该驻扎在什么地方，这些都要从经济状况方面考虑和由接受者的愿望出发。而在船上的训练，也因经济紧缩而受到很多限制。另外，因为他主要还担任了福建水师的总指挥而占去大多数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在1872年中期，沈给予他每月五百两银子用来去其他省指挥船上的训练。我们没有任何有关李（承谋）象沈希望那么做的任何证据[42]。各种资料也都没提到每半年一次的集中训练曾经举行过。
虽然作为一个总指挥，李（承谋）受到许多限制。但作为省水师总督他却做得很好。因此在1873年初，他被提升去掌管长江舰队。随后总督李河连和王开泰推荐罗大春作为福建绿营的指挥官，在其管辖范围内接收了水师事务。然后，在沈的同意下，罗当上了由马尾制造的船的总指挥。罗的高职位和他对当地的熟悉，是他成为总指挥的重要因素[43]。罗尽管很有才能，但是没有海上工作的经历。沈更愿意任命精通现代海军事务的人[44]。1875年初当罗返回他的陆军指挥任上时，沈有了实现他心愿的最后机会。
但19世纪70年代中期在中国如何能找到合适的人？沈觉得蔡国祥可能是合格人选。蔡在曾国藩的领导下，曾经在1863年建造了中国的第一艘蒸汽船。沈后来任命他为受过伤的‘蕾.奥莎贝尔’号船的指挥。既然船一直没有修好，他就呆在扬子江的水兵营里。沈认为蔡也不够合格，因此沈在正式任命之前给他七个月的试用期[45]。
蔡最终成为第一个全职的海军舰队总指挥官。蔡是否做得象所期望的那么好，这很难讲。但至少他还有精力在1876年率‘扬武’舰到了东南亚和日本[46]。但只要那些曾使他的前任筋疲力尽的约束仍然存在，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海军指挥。
由于舰队缺乏组织，福州海军舰队主要靠各艘船单独训练，但即便就维持这种水平，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船长和军官的不同背景，导致了训练的不统一。缺乏全面独立的指挥，导致了另一种混乱。在海军舰队里，船长就是最高军官（在沈的时代没有任命分指挥）。一个在相当年轻时就可以当船长，其贡献和成绩只是根据一个人在陆军和水师中的官衔和地位来确认。因此，船长的官衔各不相同，从七品到三品都有。船上主要官员可能比船长的官衔高[47]，这样一种制度可能损坏官衔抵的船长的威信和权力。然而沈对船政学堂的学生有足够的热情，但并没有因为他们受过现代化的训练而有什么规章来增加他们的威望和自信心。他们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在海战榜的名单上[48]。虽然沈委任他们都指挥过船政所造的船，分别授予大副的官衔（五品），他们的官衔仍然比那些缺乏现代训练的老船长低[49]。
由于在官员之间没有一个明确的领导层次或等级的结构，训练和纪律蒙受很大损失。J.G.敦的报道，虽然可能有些夸张，却简明扼要地指出了这一点。
纪律很差，实际上并不存在纪律，厨师与船长几乎不存在什么区别。在很多情况下官员经常与水手混成一团[50]。
英国海军的船长诺尔.沈警告不同来历的官员和船员要注意遵守纪律。甚至福州人之间都不能很好地合作，因为他们中有的海员是陆军出身[53]。沈的计划是想把水师士兵变成现代海军人员，这使得事情变得更加复杂。1871年，他从水师中选出20至50人一组到由船政制造的蒸汽船上与船上的炮手和水手一起训练，但这些水师人员学得很慢，更糟的是，在这些船上军官和水师军官之间有磨擦，在海员和士兵之间也有摩擦，致使沈放弃了这一试验[54]。
无论如何船上的训练都是不尽人意的，至少在初期是这样。老船长十分忽视现代海军训练。1873年敦在马尾制造的船上考察时，他让船员每十五分钟打一次枪。无论军官还是海员都不知道如何使用这种昂贵的现代枪。据报道，日意格要教他们如何使用却被拒绝了。因此，在敦的眼中，如果‘扬武’号装上60马力的枪炮，对‘扬武’号也是毫无帮助的[55]。
但左宗棠和沈葆桢对外国支配船政的危险十分敏感。沈认识到要由外国人来训练中国人员是必要的，但被雇用作为海军教练的英国军官仅仅被限制在训练船上（‘建威’号，后来是‘扬武’号）。当时的想法是，一旦年轻的中国毕业生成熟起来，他们就能逐渐代替旧军官而把现代海军战术带到其他船上。同时，作为一个必须服从的命令，所有的中国船只必须控制在中国人手中[56]。
最后一个问题是，船政学堂的年轻学生能否完成沈分配给他们的历史性任务？一个完整回答需要在超过沈的任期中对他们的能力进行分析，这将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没有给我们明确的答复，大多数的年轻人来自富裕家庭，他们轻视体力劳动。而沈的学校规章制度，重视书本知识超过体力训练，因此学生们轻视体力劳动的态度改变很少[57]。梭船长证明道：
船政学堂海军生们进行非常正规的学习，但这些年轻的绅士能否成为有良好技能 的海员是另外一个问题。我知道他们不喜欢体力劳动，害怕弄脏他们的手指。有时候要求他们爬上桅杆，有些人能按要求爬到顶上，但看起来闷闷不乐[58]。
另一方面，经过几年在欧洲的服务和继续训练似乎已经创造出一种海军传统和精神，虽然非常慢。在1884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许多军官，福州毕业生，作战勇敢，有些在战争中死去[59]。但在沈的时代，对体力劳动的轻视仍然是个问题。虽然沈在任期的末期，对这一点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并且尽力去改正这种状况。
三、总结
18世纪70年代初，福州船政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随着受过现代训练的工程师和海军军官的出现，对他们的正确安置和调遣就变得十分重要。沈认识到他责任的重大，就尽可能快地安置那些年轻人。但他也不得不避免因免去那些没受过现代训练的人的职务而造成的分裂。所以，如果他要继续把新毕业生安置在一个稳定的位置上，他就必须相应地扩大福州海军舰队。由于资金压缩，他无法做到这一点。
要寻找一个舰队总指挥比让受过现代海军训练的人成为船长更为困难得多。中国缺乏强有力的海军制度（便如与日本相比），由于在福州舰队中海军军官缺乏官衔与职务的联系，也恶化了军事纪律。海军训练出现了问题。因此，当福州船政学堂培养出有某些扎实海军基础知识的年轻人时，它也不能让所有学生拥有真正海军应有的素质。
但当地的人并不应该为所有的不完善负责任，因为这是由于中央的政府资金不足才导致由马尾制造的船只分散在中国各海岸。左宗棠在提议建立福州船政时，为了赢得各省的支持，曾许诺由马尾制造的战舰可供其他省使用。但由于资金缺乏，船政比预计的要早得多把船派往各省。因此，中国的第一批现代舰只没有机会集中在一起，作为联合的海军舰队来训练。
（林 航泽 辛元欧校 转自《船史研究》第10期)